一、概述

　　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空前繁荣，其原因大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。

首先，自东汉后期形成的门阀土族制度，自东汉末年开始出现了门阀制度，挑选人才主要看其门第出身，曹魏时期的“九品中正制”更加使之在政治上得以确定，从而形成了一些豪门望族，在战乱中他们聚族以自保，举宗以避难，自成一个社会，广大失去土地的流民为了生存环境，不得不依附于门阀世族，这样世族庄园经济获得了大规模的发展，从而为世家大族提供了优越的生活条件，使其有大量的时间用于文学艺术的欣赏和创造。此外，门阀世族发展了自东汉末年的人物品评，并且由政治性的品藻演变成对品貌、风度、气质的欣赏，这些品评超越政治实用，带有审美评价的特点，不仅促进了审美意识的觉醒，而且给文学理论引入了很多重要的范畴概念，如“风骨”、“神韵”等。

　　其次，儒家独尊地位的丧失与玄学的发展。东汉末年，随着社会显示的变化发展，儒家正统思想的独尊地位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，经学出现危机，士人开始关注对人生意义的探求，对宇宙本体的追问，从而形成了以老庄思想为骨架，调和儒家的玄学，并逐渐在思想领域占据统治地位。玄学具有很强的思辨性，关注宇宙与人生的本体性问题，而不关注现实生活。这一特性锻炼了士人的抽象思维能力，培养了士人逍遥放达、超凡脱俗的精神气质，更多的从超出现实的角度思考问题，从而促进了审美意识的觉醒。另外，玄学关注的问题，如“言意之辩”等本身就是文论问题，很多重要的文论问题和概念范畴都源于玄学。

　　最后，这一时期文学创造的空前繁荣。这一时期各种文体如诗、赋、敬文、小说都得到发展，而且抒情大大增加，文辞华丽，大批才华横溢的作家横空出世，或雄健、或悠远、或华美、或恬淡，充分运用自己的艺术才华，创造出大量个性色彩突出的作品。文学创作的繁荣呼唤理论批评的指导，它为文学理论提供了大量的素材，有待于做出理论批评的概括、抽象、判断与总结。在解决在文学创造中出现的新问题、新情况中，这一时期的文学理论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

　　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杰出的文论家和文论专著，对后世影响深远。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在描述这一时期文学理论的发展是指出；“文章莫胜于两汉。浑浑灏灏，文成法立，无格律之可拘。至建安、黄初，题材渐备，故论文之说出焉，《典论》其首也。复勒为一书传于今者，则断至刘勰、钟嵘。勰究之文体之源流，而评其工挫，嵘第次作者之甲乙，而溯厥师承，为例各殊。”揭开一代文学批评序幕的是曹丕《典论•论文》，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主题论文，其中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，虽不免有些粗略，但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风气的作用。

　　首先值得注意的是《典论•论文》对文学价值的高度重视，提出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。年寿有时不尽，荣乐止乎其身，二者父至之常期，未若文章之无穷。”《左传》有“三不朽”之说，其一为“立言”，但主要指表现于言辞中的德教、政教而言，与文学并无多少关系。曹丕所说“文章”，则包括诗、赋在内。曹丕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，激励士人“寄身于翰墨，见意于篇籍”，从而“成一家言”，建“千载之功”，这对文学的兴盛，当然是有积极意义的。

　　曹丕还在对“建安七子”的评论中提出了“文以气为主，气之清浊有体，不可力强而致”的创见，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创造个性，文中提到“徐干时有齐气”，刘桢“有逸气”，“孔融体气高妙”。作品的风格差异是因为作家的气质不同，并且极力提倡刚健清新，遒劲有力的风格，显示着当时对文学风格的自觉追求。文中提出“夫之本同而末异，盖秦汉宜雅，书论宜理，?沫向实，诗赋欲丽”之说，指出诗赋的特点是“丽”，既反映了建安文学的新风气，也预示了此后文学的大趋势。这几方面的内容，即作家评论、作家的气质与作品风格的关系、文体的区分，都是以后文学批评中重要的课题。最后曹丕还对“文人相轻”的恶习提出了批评，主张在文学批评中采取正确客观的态度，“盖君子审己以度人，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”，这也很有意义的。

　　除《典论•论文》之外，陆机的《文赋》也是这一时期重要的一篇文章。它的中心内容，是以作家自己的甘谷结合对他人之作的体会，描述文学创作的过程，尤其是创作中的心理现象，以及创作中的利害得失。其中如构思活动、灵感现象等，都是微妙而不容易把握的重大问题，作者都作了称得上深入细致的描述，表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已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级。

　　二、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

　　刘勰（约465-约532）字彦和，东莞落人，世局京口，南朝齐、梁时期文学理论家。少时家贫，曾依随沙门僧十余年，饱览经史百家之书和历代文学作品，“深得文理”。《梁书•刘勰传》说他“早孤，笃志好学，家贫不婚娶”，梁初出仕，做过南康王萧绩的记室，又任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，为萧统所赏爱。后出家，法名慧地。刘勰三十岁后开始写作《文心雕龙》，大约经过了五六年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部著作。

　　刘勰创作《文心雕龙》的目的，在《序志》中说得很清楚。他对当时的盲目追求浮华新奇的文坛风气不满，认为“文章之用，实经典之枝条，五礼资之以成文，六典因之以致用。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，详其本源，莫非经典。”文章应该有益于教化，而当时的文坛却是“去圣久远，文体解散，辞人爱奇，言贵浮诡，饰羽尚画，文纷???，离本弥甚，将遂讹滥。”《序志》中他还说，他在三十多岁时，“梦执丹漆之礼器，随仲尼而南行，旦而寤，乃怡然而喜。”表明刘勰是怀着扭转时弊，代圣人“树德建言”的崇高志向写作《文心雕龙》的。

　　全书十卷五十篇，分为四个部分。《原道》、《征圣》、《宗经》、《正纬》、《辩骚》五篇为第一部分，是“文之枢纽”，为全书的总纲。从《明史》到《书记》二十篇，为第二部分，详细分述各种文体的源流、特点和创作应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则。从《神思》到《总术》为第三部分，通论文章写作中的各种问题。与第二部分以文体为单位不同，第三部分则打破文体之风，讨论作家进行创作时所面对的一些共同性的东西，如经纬交织。《时序》、《物色》、《才略》、《知音》、《程器》五篇为第四部分。各篇相互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，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。最后《序志》一篇是全书的总序，说明写作缘起与宗旨。整部书首尾一贯，各部分之间又相互照应。正向他《附会篇》说的：“众理虽繁，而无倒置之乖；群言虽多，而无棼丝之乱。”其体大思精，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是空前绝后的。

　　三、钟嵘《诗品》

　　钟嵘（约468—518）字仲伟，颍川长社人。初任于齐，梁时官至西中郎将晋安王萧纲记室。钟嵘在仕途上并不得意，诗歌创作也没有什么突出成就，但在诗歌理论研究上，却成就巨大。他用毕生的精力写就了一部贯穿古今的《诗品》，开创了我国诗歌评论的先河，大为后世所推崇。

　　《诗品》共三卷，可分为两部分：《诗品序》和正文。前者是对诗歌发展流变的一些总的看法，后者是运用这些原则具体品评诗人及其诗作。《书品》共评论了一百二十二位诗人，分析了每一位诗人的思想艺术特征及其历史渊源，按照他们成就的高低，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品。东汉末年出现人物品评，至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，以品第论人，东晋南朝时期更是蔚然成风，这种风气更推广艺术领域，谢赫有《古画品录》、庾肩吾有《书品》，还有《棋品》等一类著作，《诗品》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。他自己在《诗品序》中就说：“昔九品论人，《七略》裁士，校以宾实，诚多未值。”

　　钟嵘正是借用这种品评方法，来发表他对于诗歌创作的看法。这些看法对前代理论家的观点多有继承，有很大创新发展，不乏真知灼见。

　　钟嵘一方面运用前人“文以气为主”的观点，认为诗歌是有感而发，抒情而作，另一方面对“气”与“物”的关系，作了独到的解释：“气之动物，物之感人。”“气”固然是作者的主观思想感情，也是客观自然形态和现实生活而引发的。

　　钟嵘十分重视“风力”与“景气”。例如称赞曹植诗“骨气奇高”，说刘桢诗“真骨凌霜，高风跨俗”，评价陶渊明诗“协左思之风力”，极力倡导建安文学刚健清新的文风，对齐梁时期柔弱的诗风多有批评。钟嵘还特别重视诗歌的文采词藻，认为好的诗应该“润之以丹采”，能“烛照三才，晖丽万有”，所以在分品中特别看重这一点，陆机被列为上品，就是因为他的诗作“才高词赡，举体华美”，在评价列为上品的潘岳的诗时说：“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，衣服之有绡?”。钟嵘还注意从诗歌的艺术构思方面去着眼，认为诗歌应该构思巧妙，不落俗套，他推崇曹植诗“奇高”，刘桢诗“爱奇”、“动多振绝”，就是这个意思。

　　《诗品》在评论诗人时还喜欢讲述其源流，出自何家。如说李陵“其源出於《楚辞》”，说曹丕“其源出于李陵，颇有仲宣之体”，说阮籍“其源出於《小雅》”，说谢灵运“其源出於陈思，杂有景阳之体”等，大致不出于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，应当说这样的认识是很有见地的。但一定要用简明的语言指出每个诗人的渊源，又全部总系于《国风》等少数经典之下，就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，其间难免有牵强附会甚至不可理解之处。

　　《诗品》前边年来影响深远，特别是宋以后，更得到了普遍的重视。清代《四库全书》有这样的评价：“秒达文理，可与文心雕龙并称”。的确，除《文心雕龙》之外，尚少有诗评著作能达到《诗品》水平。后代各种诗话、词话大多是受到它的启发而作，无人能出其右。